【荐读】火里抽出来的一根柴
火里抽出来的一根柴
（下）
文/张远来
回顾
一、张永生的身世与教育背景
二、张永生的悔改见证
三、张永生的侍奉之路
四、张永生的属灵观
大别山教会可以说没有任何属灵承传或宗派背景。很多教会的习惯均来自张永生这位唯一的开荒布道者个人的神学观及地方文化。
1、张永生的神学观：
张永生最初信主如上述，是由那位目不识丁的开封老人带领信主的。但她只是带领了张永生接触到圣经而信主，并没有实际牧养张的灵性。实际上，两个人见面的机会也就只有那么两三次，不可能有太多交流。但这位老人清教徒的行为模式，对张后来的神学观，还是有着重要的影响。
其次，张永生的神学观点来自八十到九十年代的香港良友电台。自1981年张永生信主迄今，他从未间断收听福音电台。可以说福音电台是他的信仰启蒙老师，也是奠定其神学观点的根本来源。张听福音电台非常认真，常做笔记，并且会分享给他的子女和周围的同工听。间或还能通过书信与电台交流，阅读学习他们寄来的资料。可以说，经过多年的操练，张永生的神学知识毫不亚于国内神学本科学士的一般水平。因此，他后来甚至被邀请担任某些地区大型培训班的特别讲师。
当然，对福音电台的神学思想，张永生并非全盘接受，他还有自己的判断。比如，张永生所喜欢的福音电台的主持人丁大光和当时比较著名的另一位主持人叶光明的《启示录》观点有着根本的冲突。张在收听了两者的讲解后，在与同工的分享中，他详细对比了两者截然不同的观点，并根据其自己的理解，破析了彼此的优缺点，从而找出“更具有经文文本支持”的他自己的观点。
张永生的另一种神学观点来自于其对经文的直接理解，他个人的领受。张有较强的历史和文学功底，他熟读圣经数十遍，因此，对圣经有融会贯通的较为完整而宏观的总体概念。其解经强调以经解经和服从圣经整体思想的原则，往往通过上下文分析经文具体的意思，他不懂上下文，但有时会参照两个不同的版本。因此，较能忠诚地发现经文原本的意思。在解经上，他还强调把经文的教导应用于当代的处境，并在历史进程中解释圣经的诸多预言，比如，他对启示录的解释基本秉持了历史释经的观点：把启示录中的异象放在历史事件中解释。但他不太喜欢寓意解经，或者所谓任意联想的灵意解经。他强调经文在当代的应用，强调悔改和认罪，强调把当今的处境与经文的背景做一对比。从而找出实践之路。
另一方面，张永生相信这个时代上帝依旧可能借着梦与异象来启发他的儿女，他认为如果圣灵可以用以写圣经的保罗还需要异象的启迪的话，上帝为何不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对今天的信徒给予提醒呢？（他还认为，今日教会的复兴和开荒布道依旧需要上帝神迹的印证。因此，他会凭信心为信徒医病祈祷，笔者也不止一次听到他在个人祈祷中祈求上帝“用神迹奇事随着见证主的道”）。他很多次的开荒布道都遵循了其梦境中的“异象”带领。比如，他开辟七岭一带最初的七个教会时，就是按照他所说的梦中上帝指示的地图去开荒布道的。而去大别山深处的布道，他也深信那是上帝有异象带领的结果。很多时候，他甚至会在艰难的决定中祈求上帝在异梦中给予指示。他强调圣灵的工作，但对灵恩派有相当的保留。他不否认方言，但对那些奇怪的声音基本持否定态度。大约是在90年代初期，他甚至认定一位“经灵恩派按手而被圣灵充满，但其声音酷似狼嚎”的说方言的姐妹是被邪灵附体，力排众议，并按手赶鬼，而后，那位姐妹真的失去了“说方言”的恩赐。为那些“要等候耶稣降临而自认为被圣灵启示要禁食40天，且已经禁食了10多天不饿的信徒赶鬼祷告，而后他们突然饥饿而放弃禁食40天的计划。”对属灵界的事张永生似乎有很好的分辨能力。
当然，张永生的神学观点依旧少不了个人经验。张永生说，圣经并非否认信徒的理性，只不过这种理性是被圣经更新了的理性，理性服从圣经。当一个人对圣经的认识越多，对属灵的事经历越多，他理性的判断就越能接受上帝的工作。从而让人的理性在信仰经历中得到提升。这种理性反过来又会帮助信徒去做出分辨，并帮助理性的提升。他认为“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故，若一个人以圣灵充满的名义不能自控的话，那就不是真正的圣灵充满。
最后，张永生的神学观少不了中国教会一贯的受苦神学。张永生一生受过诸多苦难，这既有其性格的原因（不容易改变和变通），更有其时代和人性败坏的结果。其时代的教会一直活在政府迫害、家族势力和地方势力的攻击及间或的流氓骚扰中。他解释这一切是为主受苦，“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为主受苦越多，将来在天国中的赏赐也就越大。张的侍奉中不乏苦难神学之为主受苦的色彩。“为主受苦”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他所见证的爱主与敬虔的一种标志。可以说，张所选择的侍奉道路，和其所在的金寨的政治和地理背景都决定了，其侍奉不得不为主受苦。这也是为什么北方那些老老实实的传道人有以贫穷为属灵的倾向。
张永生的神学观点决定了其侍奉（主要是传福音）的方向与方法。
2、其福音的主要内容
张永生传福音非常简单，其主要的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
第二、主第二次要来了，他要审判这个世界，要赶快悔改信耶稣；
第三、信耶稣上天堂，不信耶稣下地狱；
第四、上帝创造了天地，如同人之父母，信主而理所当然，正如子女孝敬父母。耶稣基督为拯救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了人的罪，成就了上帝的恩典。信则以为这接受上帝的恩典被赦免。
他传福音情词迫切，单刀直入，有时不乏勉强的成分。他强调耶稣的再来与审判，甚至有时直接读《启示录》给人看上帝审判的可怕。告诉人逃避审判的唯一方法就是耶稣基督。信则有永生，不信则下地狱。为了劝人悔改信主，张常常会苦口婆心，情词迫切到流泪相劝。笔者记得有一次，在一次晚上的礼拜前，他传福音给一位年轻姊妹的丈夫。这位男士直言，自己绝不会信主，请张不要继续劝他了。张永生在随后礼拜前的祈祷中跪在地上的祈祷中特别提到这位男士，并突然哽咽而流泪祈祷：“主啊！你看这位弟兄多好，主啊！我不愿意他因为不信耶稣下地狱，主啊！若是可行，我情愿与你隔绝，代他下地狱，求你拯救他……”在场的很多弟兄姐妹深受感动。而那位弟兄其实就在门外，偷偷观察这些信徒在干什么。隔着门缝，他看到也听到了张的祈祷。大受感动，祈祷后推门流泪进来，决志信主。其后，这位弟兄告诉人家，“张大伯讲的肯定都是真的，要不然他怎么会为了我那么伤心啊！”张传道的成功不在于其口才和方法，而是那种“为父心肠”的大爱。
他很少直接指斥人的堕落和罪恶，更多地是帮助人接受上帝救赎的恩典。和中国的奋兴布道家不同，他强调的信心改变行为，而非直接对罪本身的控诉。他认为或者对上帝的信靠顺服与敬爱敬畏中，比活在对罪的恐惧中更容易让人胜过罪；他认为建立人的信心，比指责人更为有效。
张永生的十字架观其实是一种恩典观，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的十架牺牲，给了人回归上帝的道路。怎么救赎是上帝的事，对人而言，都是恩典，信徒要有感恩和为主背十字架的心志来接受救恩。因此，接受福音乃是接受恩典，耶稣回报主恩。这些观点帮助张永生传福音更容易被人接受。
3、张永生的物质观：
对于开荒布道而没有教会或者差会支持者而言，侍奉其实就是意味着压抑肉体的需要而为主受苦。张永生自1981年冬季信主，第二年便逐渐开始了开荒布道的侍奉之路。此后，他完全放弃了生意，只在农耕季节种庄稼糊口，种植一点经济作物作为生活费和传道路费。实际上，在开荒布道的过程中，他所有的花费只有路费和朴素到无法再精简的衣着，至于信徒需要的圣经，他的观点还是要信徒自己购买。他传道的费用基本自己务农维持生计，九十年代后，其子女们也给予了相当的支持，间或有信徒给予一点馈赠。因为其侍奉主要为开荒布道，教会尚未建立稳固时，几无信徒供给，初期（1981）为购买圣经和支付传道及几位弟兄姐妹到霍邱河口教会学习的旅费，他曾变卖了祖先留下的家当。
张永生没有北方传道人曾经一度流行的“越穷越属灵”的观点。实际上，他的衣着总是朴素但很得体。只是他的提包补了又补，缝了又缝，直到完全不能使用了才会换一个。自行车，自己修修绑绑，直到用到完全不能用了，才会再购买一辆二手货。他的消费并非因为他认为需要在物质上为主受苦，而是一个没有支持的开荒布道者实际的处境决定的。他鼓励信徒要“蒙召的是什么身份，还要守住什么身份”，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在本质工作（职场）上荣耀上帝的名。他甚至在八十年代就认为，职场是传福音给人的一个重要窗口。他教导信徒不要贪财，但鼓励信徒利用现有资源，把家管好。总体而言，其物质和职业观，受加尔文思想影响较深。
4、张永生的政治观
张永生认为“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凡掌权的都是上帝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上帝的命令；抗拒的必自取刑罚。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上帝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上帝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上帝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因此，张永生在政治观上采取的是与政府保持接触的策略。
张永生认为上帝是光明磊落的，因此，他传福音无论受到怎样的迫害，都不肯把聚会转入地下。和王明道认为上述是罪的观点不同，张永生自信主传道后，教会遭遇迫害，他便同时踏上了漫漫上述、上访路。1982年初，当时金寨县的第一批信徒已经因为误接待呼喊派的何某人而被拘留了。他当即为之奔走政府的各个部门分述，终于将那批信徒带了回去。这些逼迫也坚定了张永生立志传福音，建立合主心意的有秩序的教会的决心。他当即跟当地一位彼此熟悉的乡政府书记交谈了自己的决心，受到书记的鼓励，原来这位书记出生在安徽寿县，自幼受得是基督教教育，对教会颇有感情。
张永生认为传福音的第一个对象应该就是当地政府，因此，他踏入开荒布道的第一场布道是在金寨县政府的公安局。他直接告诉公安系统，自己从此将立志在大别山传福音，政府当然表示反对，说没有上帝。接待领导问张永生：“我们说没有上帝，你说有！你能不能把你的上帝请出来给我们看看？”张永生当即答应说可以。张说：“你们这条狼狗吃什么？”对方回答是猪肉。张说“你的狼狗喜欢吃猪肉吗？”对方说“当然喜欢了！”这时张肯定地告诉对方：“你去称两斤猪肉，我就奉耶稣的名命令你们的狼狗张不开嘴吃肉！”众人哗然，没有一个人敢去试验。
和很多北方的传道人不同，他们常常以贫穷和敢于排斥政府为属灵。但张永生从不排斥与政府接触。也因此，八九十年代金寨地方政府官员作为个人一般对张永生都有很好地印象，尊称“老张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好人”！金寨县属于革命老区，有不少将军在那个县，政府的意思是坚决不向基督教开放，不承认基督教在该地的合法存在，因此，逼迫随时会发生。地方政府官员要迫害教会时熟悉的官员常常告诉张永生：“老张，我们也是没有办法，都是县委的意思”。张则告诉人家，“我理解你们，你们也是执行上面的命令，但是‘理’我还是要讲的。我要向上级反映，也请你们理解”。这些官员一般对张个人都非常尊重和感激。有好多次，他们都会尽力拖住上级指示，给张一段时间上述反映情况。有好几位金寨的官员都是在执行逼迫教会的过程中跟张建立了个人感情而对基督教有了好感。故，一遇到迫害教会，张永生就会上访，据不完全统计，仅仅80-90年代张永生的上访信和情况反映就不下于1000封。在上访的过程中，张永生受到当时基督教全国两会主席丁光训主教的多次接待和接见，并建立了不错的感情，受到丁主教由衷的尊重，称其为中国的保罗。张个人认为应该全面开放基督教，给教会合法存在的空间，他曾希望建立三自组织，但因为县委的拒绝，也因为政府只能给教会十个指标，即只能承认十间教会为合法，余下的数百间就变成了法理上的不合法，故张永生也不能认同这一方案。
1993年金寨县凉亭教会的一位信徒在迫害中被杀，另有信徒被刺伤，教会受到的迫害达到高峰。这一恶性事件受到全国基督教人士的广泛关注，甚至有全国两会人士愤怒辞职，要求政府停止对金寨教会赤裸裸的迫害。金寨教会开始被关注，全国基督教两会调查团和沈以藩主教等都曾到访金寨拜访张永生。故逼迫逐渐减少。张永生的接触政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5、清教徒式的行为标准
张永生在基督教的行为观上抱持了严格的清教徒标准：他基本禁止信徒看电影、电视、喝酒、吸烟、甚至是小说，禁止一切被认为上帝不喜欢的有堕落倾向的娱乐活动。对于信主而不肯戒烟的弟兄姐妹，他不会给他们洗礼。主张信和不信的原不相配，鼓励信徒不要和非信徒结婚。因为教会弟兄人数少，他甚至鼓励，有意愿的弟兄姐妹可以守童身，也不要破坏上帝的命令。
6、张永生的圣职观
张永生对“圣职观”几无表述，他不像某些教会领袖认为牧师不合圣经教训而否认牧师职称。他自己没有任何圣职称谓，大家都叫他“张大伯”，完全是环境使然。但他却曾在霍邱河口的三自教会被刘品金长老等按立可以执行一切牧师的职权，但并没有牧师职称。张永生在刘品金的三自教会被按立，当地叫“托付”，执行牧师权柄，但没有牧师职称，有其政治背景，因为三自体系的圣职需要两会和宗教部门批准，而金寨教会既然没有三自组织，也不被政府承认，张就无法在这一体系内公开被按立牧师圣职。至于家庭教会，张建立的教会不属于中国家庭教会的任何体系，他们也无须按立张为牧师。张永生是没有牧师头衔的牧师。后来，张永生就沿用了这一习惯，在教会里按立圣职职分，而无职位或职称。赋予他们有施行圣餐或洗礼的权柄。笔者自己就曾在大别山教会被如此按立，同样没有任何职称。这一特殊的现象在中国其他教会并不多见。到底如何看待大别山教会的这一传统，这一现象在神学和基督教传统中如何定位，目前也是大别山教会自身的一个他们不曾觉察的困惑。
张永生是大别山唯一的开荒布道者，据政府统计的数字自1981年开始至1995年，大别山张永生开荒布道建立的教会已经超过了400间。其速度之快，其侍奉之忠诚，国内鲜见。但在张永生的侍奉中也明显地存在中诸多不足，这些不足甚至影响到了今日大别山教会的发展和张永生个人的生活。
五、不足与反思：
1、只传道而疏忽了对家庭的贡献；
张永生自1981年信主后便逐渐开始开荒布道，其布道的热情与激情，忠心与执着自无可厚非。但在布道上投入的多与家庭上的忽略基本是成正比的。自1983年开始后，张由于布道的工作越来越频繁，对家庭经济的贡献基本没有了。一度让自己的孩子的教育陷于困境。甚至更多的时候，由于布道工场上的需要，他甚至只能从自己家里索取。在那个时常有逼迫的时代，教会大多数为期两三周，人数都在50人以上的培训，就基本吃住在自己家里。学员没有承担任何食宿费用，也没有任何外来经济支持。这对张永生自己的家庭特别是做妻子的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在八十年代他们不得不节衣缩食。甚至几个尚且年幼的孩子都需要自力更生，到街上摆地摊，维持生计。
2、只建立教会而缺少了管理；
从张开始侍奉起，他就试图在培训教会同工和能接续自己侍奉的年青一代。他曾经选择了不同的年轻人和自己一同侍奉，开荒布道。但几乎无一例外地，因为侍奉的艰辛，生活来源的无着落，另有受不了他不要命宣教的性格等诸多原因，这些同工均先后离开了他。有的离开了教会侍奉岗位，外出下海；有的加入了家庭教会团队，作一个受薪同工；有的另立炉灶，开始对张敬而远之。种种原因，让张永生一直未能建立一直强有力的侍奉团队，致使大别山教会的后继发展乏力。
另一方面，张的侍奉基本倾向于开荒布道建立教会。这一点类似使徒行传中保罗的侍奉。他建立教会但并非自己直接管理和牧养，而是按立当地教会领袖牧养。这个结果是，大别山的任何一间教会都曾是他亲自布道建立的，但他却不属于任何一间教会，也没有一间教会属于他直接管理和牧养。如果一带教会管理的有条有理，发展逐渐壮大，他们需要寻找其它力量来充实自己的教会，他们便不再需要张的关顾，张永生则在其中成了多余的人，至终由于这种微妙的关系而产生不快。如果一带地方的教会一直牧养和管理不好，他们就只能一直依靠张永生的帮助，则说明张的教会建立尚不成熟。实际上，张的侍奉策略决定了他永远不能享受自己撒种的收成，而只能有其他人来收割其劳动的果实。实际上，大别山地区自1993年以后就基本完成了每个村庄的开荒布道布局，因此上述情况就开始越来越凸显了。当时由于“杀人事件”，政府对大别山教会有规模的迫害越来越少了，这时安徽一带“吃教”的家庭教会团队，需要加紧对外扩张殖民教会，增加自己的势力范围，以获取海内外更多资金支持。他们在迫害年代不太敢大规模进来大别山，但当迫害减少时，他们就开始了大规模入侵大别山教会，整编本来无忧无虑，没有有效管理体系的教会，而将其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这时张就在很多他自己建立的教会中被架空，而被弃绝。这一点大概也就是晚年的保罗叹息“凡在亚西亚的人都离弃我”（提后1:15）的根本原因。那是这种开荒布道者必然的命运。保罗如此，当年海外在中国的宣教士如此，张永生的侍奉也如此。他们劳苦，但并没有受到该受的尊奉。
避免这种尴尬，张永生需要有效地转型。但这一点做起来并不容易。甚至直到今天，张永生也没有意识到后来出现的问题根源何在？那些自己亲自建立的教会，亲自按立的同工，自己对他们付出了所有的心血，在逼迫中挺身而出，如同母鸡覆卫自己的小鸡，相亲相爱，但突然间，就被背叛了。也许，无论是保罗还是张永生，他们都视自己的侍奉为抢救灵魂，传扬主的福音，而后者则更把侍奉当作自己的基督教事业。
3、过于强调基督的再来，而缺少长期规划。
和初期的教会以为耶稣很快会第二次再来一样，张永生也一直相信，上帝很快会再回来，因此，对生活上的事，他几无长期规划。也因此，曾经在信主前在当地算是数一数二富有的张永生一家，信主后，因为他将他们将所有的资源都用在了传福音建立教会上，而忽略了基本的经济创收，他们的房子多年失修，成了当地最破旧的。让周围的左邻右舍颇为不解。上帝的名，也并不能因此得荣耀。
4、过于强调为主受苦，而疏忽身体以致耗尽。
张永生视传福音为“抢救”灵魂，因此，他的侍奉是“为主不要性命的”。这一点不仅让那些和他同工的年轻人受不了，他自己的身体也因此耗尽。
1999年的夏季，年近60的张永生上午在金寨的双河的几间教会马不停蹄地布道、洗礼，为信徒祈祷。一结束又冒着酷暑，推着他的自行车，带着自己的包，赶到70公里以外的古碑镇带领晚上的聚会。途中经过一段水库，这时水消退了剩下厚厚的河床淤泥，张就在酷暑之下，扛着那辆几十公斤的家中自行车和行礼，在深及十几到几十厘米的淤泥河床上行走了近20公里。晚上赶到教会聚会。当就在当晚，还在信徒家里洗澡时，就脑溢血中风。当夜送到小镇古碑镇医院抢救，在信徒迫切的祈祷声中，三天后醒来，一周后出院。但从此以后，身体已经大不如前。留下诸多遗憾。
5、过于严格的清教徒式的行为模式，在教会与社会间筑起了一堵隔断的墙。
张永生的布道几乎不谈福音与处境的适应性，他更强调的是分别为圣，是不同。对民间信仰和封建的有点迷信色彩的民俗基本持否定的态度。他是用圣经的价值观代替民间信仰，用严格的行为模式来表达基督徒的生活之不同。比如，不准吸烟，喝酒，基督徒在参与公共社会生活就显得格格不入。因为大家都是烟酒相待。另外，扫墓、婚丧礼都与当地风俗差异极大。因此，张所传的福音从一开始就与地方保守势力，家族势力有张力。这也造成在大别山做基督徒比其他地方都难，需要极大的勇气。
在大别山，严格的行为标准似乎已经在教会与社会之间筑起了一堵隔断的墙，给人以作基督教很难的感觉。教会与社会时有张力，教会也常受到非信徒的嘲讽。以至于，今天的福音发展异常艰难，教会在当地的影响力也依旧微弱。
作为一代开荒布道者，张永生的侍奉无疑是无与伦比的。其布道建立教会分布之广，数量之众，在近三十多年的中国教会十分鲜见。他对基督的敬畏，对信徒的亲爱，对侍奉的忠诚，几乎可以当之无愧为“大别山的保罗”之称谓。
当年，他是其父亲唯一的儿子，在新中国建立的前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九死一生，在其后传道的三十年生涯里，更经历过诸多生死忧患。据说凉亭那位教会的殉道者原本就该是他和他的女儿，但凶手临时误事，张躲过一命。1999年在中风那段时间，医生也曾下过病危通知，但上帝保佑了他的仆人，依旧在世用生命见证祂的伟大。看张永生的侍奉让我突然想起圣经中的那段话：
“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亚3:2-5）。
是的！这时从火种抽出来的一根柴，却点燃了那祭坛的圣火！
附录：晚年的张永生
自1999年脑中风康复以后，张永生并未减轻自己的侍奉，用他自己的话说， “我的生命是上帝给我的，以前经历各种运动，后来屡遭教会逼迫，多少次差点死了，都没有死掉。这是上帝让我活着。我要像使徒约翰一样，侍奉到死。除非上帝接我走了，不然我都要侍奉祂。我盼望能像以利亚那样，被上帝接去”。虽然后来健康持续恶化，他始终坚持传道、牧会、探访、开荒和加大力度培养年轻传道人。
自第一次中风以后的大别山教会的处境也越来越不容易。首先是年轻人几乎全部外出务工，教会失去了年轻一代，也失去了活力,自2005年以后，教会增长就极其缓慢了。其次，大量年轻人离开，培养的年轻一代传道人也因为生计问题，多半离开了大别山要么为生计务工，要么去了其他能领到薪水的城镇教会侍奉。教会的社会环境也越来越糟糕，除了佛教被政府扶持而泛滥对教会的冲击，政府处处冲击聚会，也对山区教会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另外，灵恩运动大肆冲击了山区教会，山区教会更为分裂。事实上，除了灵恩派教会在大别山有了较系统的管理，也得到海内外教会持续的支持，而在山区比较复兴以外。伴随着这些年农村人口和经济的大萧条，山区传统教会多半停滞不前，也鲜有活力。晚年张永生的侍奉几乎是孤独的侍奉，没有了以前的年轻人团队，很多时候，只有年老同工一同维持着过去教会的发展，而新兴开荒建立的教会，也多半都是老人教会。笔者见到过晚年的张永生宣教士，见到过他的坚持和无奈。他常鼓励笔者抓紧机遇，网络传教，通过文字布道，让更多地人能以听闻福音。我想这也是张永生宣教士适应时代的努力之举了。
过度的劳累终于让张永生在2004年以后再次中风。虽然，和上一次一样，再次奇迹般地通过大家的祈祷而康复了，但从此身体大不如前。至临终前，大脑严重萎缩，神经压迫，也导致唾液分泌过多，致使他常受健康问题的困扰，影响了张永生宣教士的侍奉。但他始终没有停歇他的努力。
由于笔者侍奉的繁忙，晚年以后的张永生宣教士我也很少见到他了。倒是每天都有电话联系。每每通电话，他都鼓励我好好侍奉，抓紧时间网络宣教。我想这也是老先生侍奉观念的一大突破。另外，老先生晚年对罪恶和分别为圣更为敏感，时常提醒我要亲近上帝，远离一切堕落的处境。也正是在先生的谆谆劝诫下，我离开了原先的工作单位，从而彻底走向全职的牧职侍奉。也算是在先生生前给他的安慰。
最后一次和张永生宣教士通电话是2014年的端午节下午。那天，他告诉我自己在安徽省金寨县邮店乡教会带领同工会。那是每个片区教会每个月一次的同工聚会。分享圣经、祈祷和事工交流分享。那一天我还记得他告诉我，要好好用文字侍奉，网络布道，分别为圣，离开不义的环境等等。末了他要我尽可能支持山区传道人，如果可能，下次去山区给几位老传道人送几部老人手机使用。
但仅仅几个小时以后，我还在联系老人手机的事，就接到山区教会的电话。他们告诉我，就在同工会结束以后，他和另一位教会牧者一道，去邮店乡接到购买手电筒，就在回来的路上，被一位醉酒的司机超速驾车，冲到马路边，将他们两位老传道人当场撞死。
那一天我好难接受这个现实，我无法理解一位一生忠心侍奉主的仆人，最后竟然以这种方式逝去，而且是两位传道人同时离开了。
我是从广东赶回安徽，在赶回山区的路上，我一直在问自己，为什么？我是在殡仪馆见到了老人的遗体。带着安详的笑容，满意的自信，就像一个熟睡的孩子。恬静地离开了！那一刻，我忽然想起他常常告诉我的一句话：“我的生命是上帝给我的，以前经历过各种社会运动，后来屡遭教会逼迫，多少次差点死了，都没有死掉，这是上帝让我活着。我要像使徒约翰一样，侍奉到死。除非上帝接我走了，不然我都要侍奉祂。我盼望能像以利亚那样，被上帝接去”。这难道不正是他自己希望上帝接走他的方式吗？他羡慕殉道，这是否也是上帝在成全他殉道的心愿？总之，那一天，在见到张永生宣教士遗体的那一刻，我释然了！
追思礼拜在张永生的家里举行。那一天，包括过去他培训过，后来离开的同工，都回来了。也许是几百人，也许前后有一千人。浩浩荡荡送葬的队伍，都是他曾经播下的种子，如今都以成熟结果，见证着一代无名的传道人，平凡而伟大的一生，在朴实无华间，在卑微而执着的侍奉中，被上帝使用，而创造的一个伟大的奇迹，见证了一代中国人的福音见证。这中间，我总以为，将会兴起更大的复兴。
张永生宣教士被安葬在一座大山的脚下，郁郁葱葱的树林绵延无垠。我独自呆到日落西山的时候，等星星布满天空。我总觉得，这一根从火里抽出来的柴，终将点燃这无垠的大地，照亮整个的星空！
张远来，1975年正月二十日生于大别山。受教于张永生宣教士门下，信主而蒙召侍奉。2000年毕业于金陵协和神学院，神学学士，开始全职侍奉。先在大别山牧会，建立培训中心。2004年到广东侍奉迄今。如今就读于建道神学院教牧学博士课程，并在全职牧会。国家一级婚姻及辅导师。出版过有关圣经人物，教会体制，教会当代发展现状等专著，发表过诗歌，散文，论文，等数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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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对 | 琳 美 编 | 庄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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